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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孟晚舟事件，华为被推到了国际的风口浪尖上。而背后是5G通讯市场的巨大诱惑，一旦5G通讯进行商业化运行，第一个获利的就是通讯设备运营商，所有设备的改造，终端产品的迭代，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至于因5G通讯的高速而催生的什么物联网、人工智能产品，这都是后话，谁先抢到第一块蛋糕才最重要。

先说说通讯模式的变革。

首先就是有线固定电话的出现，也可以叫0G时代。

这个G不是我们现在存储卡大小的多少G，它指的是移动通讯的第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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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固定电话分两个时期，一个就是人工接线时期，人工打到总服务台，通过接线员插拨线路来完成联接。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摇把子电话。

这种方式无法使通讯市场扩大，如果家家有电话，有多少接线员也接不过来。

后来就出现了程控交换机，也就是拨号电话，能过号码的对拨实现接通，就不需要人了。这个时候固定电话才开始普及。

最开始一个交换机也就能联接几百个电话，后来发现到了上千个，甚至更多。

在八十年代，我们在新闻里总能听到这样的喜讯，某某地装机总量超过了多少万门。 那个时候装一部电话要3000—5000元，没人还装不上。

一般讲是没有线，其实是交换机不够，而最大的费用也是交换机的费用。

当时国内的交换机市场被外国通讯供应商垄断，主要是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后来我们和诺基亚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尔。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按电话花多少钱掌握在这两家外国公司手里，他说交换机多少钱就多少钱，不但是设备价格高，维护成本更是高的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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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而此时孟军是南油集团的高管。

1987年，因工作不顺利，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承包了南海油在深圳的一家电子设备厂，这就是华为的前身。创立初期，华为的业务是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再后来就是自己组装，当时还是赚到了不少钱。。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全部家当，研发自己的C&C08程控交换机。

C&C08是个型号，是农村和城市的意思，08更简单，就是一个号码，意思是从0到发。

C&C08机简单地说就是更高级的程控交换机，能进行传统通讯向数字通讯的转化。华为的程控交换机当时称作国产万门程控交换机。

也有人说是山寨了香港的设备，没有山寨也没有中国的通讯市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电信市场复苏，随着程控技术的推广，全国电信网络面临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遇。

但华为这样的小企业根本进不去这个市场，中国电信也早就和外国公司穿一条裤子了。

任正非作为1944年出生的中国人，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有着红色情怀，并十分了解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老任也用了这招儿。从一些偏远的城镇电信局突破，迅速抢去了一块大公司们还没有来得及顾及的“蛋糕”。随之，华为与跨国公司们的正面战争便爆发了。由“农村”进入“城市”，华为遭遇了强大的竞争，很多中心城市和发达省份的电信部门不信任华为的产品。

便是在这时，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实行利益共享。

当时华为资金紧张，银行又不给民营科技企业贷款，任正非便说服17 个省市级电信局合资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贝克的合伙公司。

电信一方是以工会职工为名，华为出资5000万，17个省市级电信局出资3900 万元，任正非承诺每年给予33％的高额回报。

任正非的老家是四川，华为虽然在深圳，但业务开展是从四川开始的。

电信职工参股只是个说法，实际出资的是17个省市的电信局。

莫贝克公司成立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

合资公司的成立首先需要选举董事长，但出乎意料的是，莫贝克全体股东投票的结果是成都电信公司张总多票当选，任正非落选。

这让积极倡导筹建公司并占大多数股份的华为很难接受，谁来掌控这个承担“聚财”重任的公司无疑将决定华为的命运，参加本次会议的各邮电管理局电信公司的领导们也觉得尴尬。

为此，当晚就在用餐之地临时召开部分股东单位领导会议，最后一致通过董事长第二轮选举的决议。第二天，张总辞去董事长职务，改选任正非为莫贝克公司董事长。

而在吃饭时提出重选的是孙亚芳。

1997年，四川电信管理局由工会出资，与华为公司组建四川华为公司。到年底，华为在该省的业务合同就从上一年的4000万元猛增到5亿元，一下子涨了12倍。作为合资方，四川电信分到25％的丰厚利润。四川模式当即产生了连锁效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华为先后与天津、上海、山东、浙江等省市组建9家合资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把华为的设备卖给合资的电信公司，这一模式让华为转眼之间成了各地电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采购自家人的设备便俨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

电信局的设备采购费用是由国家财政出，而产生的利润则可以分一部分给内部的职工，这实在是让各地局长难以拒绝的好想法。

当时的华为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通过华为合资这块跳板把国家财政的钱合理、合法地塞进了个人的腰包。这种事情，很多中国企业家都亲历过，这也是中国当时经济转型中的无奈。

对于华为来说，合资模式让它成为电信市场的垄断型供应商。在河北省，华为的业务从0一下子做到10 亿元，在山东省，则从原来的2 亿元销售额猛增到惊人的20 亿元。

从四通跳槽到华为的李玉琢出任过合资合作部的部长，是华为合资工程的主要操盘手。他回忆说，当时有的电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设备，改装华为的机器。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为陡然做大，成为国内增长最快、利率最高的电信设备企业。1997 年，华为的销售额实现41 亿元，同比增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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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华为的合资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击，它被质疑是“不正当竞争”。

任正非曾经试图在每一个省都组建合资公司。但是由于告状的国内外企业实在太多，其中就有中兴。到1999 年之后，任正非被迫整编这些合资公司，但事实上，华为的市场目标已经实现，合资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

从3G时代开始，华为的设备以不到外国公司三分之一的价格优势把外国公司赶出了中国市场，还占据了世界通讯设备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了名副其实的行业老大。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移动互联网大国。是世界上移动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

这背后可以说华为的功劳首屈一指，也就是说，没有华为这个当年谁也看不上的小公司就没有今天中国互联网产业。

而华为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是国有电信公司的公饱私囊。没有当初华为合资公司的利益输送，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产业，阿里、腾讯只是副产品。

如果仅仅靠这种颇为可疑的商业模式，任正非和华为很可能并不会走得太远。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法制的滞后以及对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企业家获得了超越式的成长和惊人的利益。

而这中间隐藏着的种种毒素也同样让这些人无法从这种非正常的商业逻辑中挣脱出来。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以国际社会的打压就是国际社会对这种公私混合模式的不兼容。

其实，华为的市场垄断也使中兴在国内没有发展空间，才远走海外，并依赖海外，才有了中兴事件。

根源不在企业，而是这种说不明白公私的体制。

一方面，我们的私企在夹缝中畸形地成长，另一方面，又被外国企业认为是举国之力。

华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其中的难处只有老任自己知道。